【编者按】 本刊上期刊登了郭道扬教授入选第8届国际会计教育会计的文章，为便于读者对我国会计教育事业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本期特刊出郭教授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6届国际会计会议上所作报告中有关中国会计教育的历史部分。
　　
　　一、书计教育方式的演进
　　
　　早在中国的原始社会末期，就有关于“隶首作算数”的传说。当时，计数已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至前11世纪)，人们已运用甲骨文数码记录经济收支事项，并有了计数的法则。到周代(约公元前11世纪至前256年)，“书计”已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九数”被列为“六艺”之一，是当时学校给学生开设的一门基本课程。国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很注意从“书计”教育着手，物色和培养主管财政收支计算方面的人才。《礼记·内则》讲：“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什”。那时候，计数教育从入学发蒙开始，一直要学习六年。之后，还得走很远的路去拜师求教，专门学习书计。这种计数的教育制度一直延续到汉代(公元前206～220年)。《汉书·食货志》称：“八岁人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书计依然是汉代小学里的主要课程。在工程技术还不发达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时代，书计课程设置的目的主要是为官方培养主管财政、会计工作方面的人才，以便于统治者控制财计，实行经济集权。
　　
　　在中国古代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书计课程的讲授通常与会计方法的运用是结合在一起为管理国家财政经济服务的。东汉(公元25～220年)初年问世的《九章算术》一书，共收集246个应用题，其中与会计计算方法运用有关的较多。“方田”一卷，专门回答土地面积计算方面的问题，与当时农业赋税的征收有着直接关系，它为财政、会计部门考核钱粮提供了准确的计算方法。“粟米”一卷解答了比例方面的问题。其中所列举的计算方法，对当时官厅财计部门折算钱粮，以及当时市场上进行商品交换的对比计算有着指导作用。“衰分”一卷直接解释了税收和利息计算方面的问题。而“少广”一卷，则通过对体积计算方面问题的明确解答和科学计算；直接指导了当时土木工程建筑中木方、土方的计算，以及当时官厅财物出纳部门对仓储粮谷的估量，由于《九章算术》一，书不仅与官方所进行的宫廷建筑有关，而且能够解决官方、民间会计计算、考核中的许多具体问题。所以，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大都把它作为培养学生的指定教科书，在教学中特别受到老师和学生的重视。
　　
　　继《九章算术》之后，又有《张邱建算经》、《五曹算经》，以及传本《夏侯阳算经》问世。这些著作成书的目的及体例的设计、安排，与《九章算术》大体是一脉相承。《张邱建算经》既解决了“九品混通”的租调法问题，也回答了冶铁及染织业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计算问题。《五曹算经》实际上是一部专供当时财政、会计官员学习的实用算术。其中“田曹”、“仓曹”、“金曹”三卷之举例，是直接从会计工作中选择的问题。从传本《夏候阳算经》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唐代(618～907年)租庸调与两税法中若干计算问题的反映。如“课租庸调”一节，为当时基层税征人员及会计人员提供了对各项收入进行精确计算的标准。此外，在明末清初问世的梅文鼎(1633～1721年)所著的《笔算》一书中，其加减运算，专门以中国会计发展史上著名的“钱粮四柱法”为例，井运用数学的基本原理对“四柱结算法”的科学性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总结。故我国会计学者认为，《笔算》一书是数学与会计密切结合的一个典型例证。
　　
　　考究会计与数学的发生、发展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会计与数学不仅发端于同一源流，而且在两者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相互发生着影响，中国古代的书计教育实际上体现了古算术与会计教育的结合。当然，作为计数教育的组织机构，这两者的分分合合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据考证，早在后魏(386～531年)时代，中国就有了“算学博士”之类官职的设置，而且这种建制一直延续到隋代(581～618年)。到唐代(618～907年)，培养算学生已成为定制。每次科举，一般招收算学生30人，学校以精通算学作为培养目标。入学后，分科进行教授，凡各科成绩考试及格者准予毕业，并授予九品以下官职。宋代(960～1279年)招考算学生的制度大体与唐代相同，但开始有了“学格”的规定。如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制定了“崇宁国子监学格”。其中规定不仅按考试成绩确定其资格，而且按成绩的优劣授予不同官职。到清代(1644～1911年)初年，有了“算学馆”的设置。此后，“算学馆”便成为培养学生的专门机关。那时候，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官办企业日益增加，管理官办企业需要大量的算学人才，这时算学生的培养目标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算学生毕业后，一部分被分派到官办企业中任事，主管工程计算及参加管理工作。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数学教育开始与会计教育分离，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逐步与对财政、会计管理人员的培养区别开来。几千年来的数学与会计教育混而不分状况的结束，是我国会计教育事业由落后走向进步的一个转折。从会计教育方面讲，改变纯粹计算训练的教育方式，使会计教育朝着专业化方面发展，把计算教育与管理教育结合起来，是中国会计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转变。同时，应当明确，在“重士农、轻工商”，重儒学而轻视计算技术与会计的封建时代，会计专业教育的独立，也是当时社会发展中的一次深刻的变革。
　　
　　二、中国近代会计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一)近代会计专业教育的萌芽
　　
　　自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废九品中正制，兴科举制，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制，兴办新式学校为止，科举制度在中国一贯一千三百年。其间，诸科士子读《四书》、习《五经》、做“八股”。立儒学为正统，斥经商、理财计利为末流。“会计”一科不得登大雅之堂。光绪二十八年，订立高等学堂章程，以日本教育制度为模式，分设七科，自此始有商务一科。在课程设置中，也始有”理财学”一门。同年，又颁行《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七科之中，商科列居第六。商科的主要课程分作六目。六目中“簿记学”一目排列首位。然而，此时尚无会计(或簿记)专业之课程。在光绪二十九年所立定的《奏定学堂章程》中，大学商科仅设置银行及保险学。贸易及贩运学和关税学三门，亦无会计专科之开设。据统计，1909年以前，在全国官办商科高等学堂中，关于专门商科性质的学校仅有一所，商科专业的学生仅24人。可见，当时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尚处于起步阶段。那时候，在师范教育中，仿效欧美传统作法，视“簿记”为运用算术之一种，将“簿记”教学的内容列入算学之中。如在《奏定初级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先讲算术……，次讲簿记之学，使知诸帐簿之用法及各种计算表之制式。”光绪三十一年废止科举制度后，赴国外留学者逐年增加。当时，除少数留学生被派往美、英、法、德等国学习武备、制造和驾驶学科外，大部分人则派往日本留学。据统计，截止1907年、留日学生人数已达15000余人，在这些留日学生中，虽然绝大多数人是学习政治和师范专业的，但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专攻商科和会计的。他们人数虽少，能量却相当大、他们中的一些爱国志士，归国后大都成为管理中国实业和从事会计教育工作的骨干。
　　
　　1913年1月，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中，把大学分设文、理、法、商、医、农、工七科，商科之中又分设银行学、保险学、外国贸易学、领事学、关税仓库学和交通学六门。六门之中，簿记与会计学课程的开设有了明显的增加。如银行学门开没有“商业簿记学”、“银行簿记学”和“会计学”；保险学门开设有“商业簿记学”、“会计学”、“统计学”和“运用统计学”；其他几门也分别设有“商业簿记学”和“统计学”。在师范教育中，亦将薄记教学内容列入数学之中。如在章程中规定：“数学宜授以算术、代数、几何、簿记要略及教授方法。”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代未年，仅有的两所经济专科学堂——银行学堂和江南高等商业学堂，为当时试行改良中国会计培养了几十名精通西式簿记的会计专门人才。这些精通西式簿记的人虽少，并不敷分配使用，但他们与从日本、美国留学归来的那一部分经济管理专门人才一起，后来大都成为推动中国会计教育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成为我国最早的一批会计学教授。
　　
　　上述可见，在清末民初，随着以资产阶级新教育为形式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体制的产生，中国会计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开端，尽管这种教育依然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还有相当的局限性，但是，由于一些爱国学者的努力，从此毕竟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立足于服务外交与实业的新路，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这种进步为中华民国时期，尤其是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会计教育事业的进展创造了一些基本的条件。
　　
　　(二)中华民国时期会计教育的演进概况
　　
　　在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9月)所创办的一些大专学校中，可以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一是国立大学，为当时政府所举办；二是私立大学，为社会名流筹资创办；三是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当时，在中国会计教育事业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在这些学校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是一些爱国教育家和爱国知识分子。
　　
　　1.会计系科设置状况
　　
　　在整个院系和专业设置方面，国民政府大体沿袭北洋政府的基本作法。1930年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中，规定大学分设文、理、法、教育、农、工、商、医八学院，较前增设“教育”一院，同时明确规定：凡设置三个学院以上者，方能称其为大学；不满三学院者，则只能称为独立学院。在中华民国时期，许多著名大学的院系设置，一般均采取文、理、法，或文、理、商的组织结构。从独立学院设置方面讲，一般是商学院或法学院，或工商学院的组织形式。在各类大学和独立学院中，对于会计系科的设置和会计课程的开设，又各不相同，归纳起来大体有四种类型。
　　
　　(1)有独立会计系、科设置，系统开设会计课程的院校。在1921年前后，上海复旦大学商学院便有会计系设置，这是中国最早设置会计系的一所综合大学。1939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及独立学院学系名称》中，对会计系科的设置又有进一步的规定，其中第六条讲：“商学院设银行、会计、统计、国际贸易。工商管理、商学及其他各系。”自此；会计系科设置走向正规化，据不完全统计，截止1948年，在综合大学中设置会计系的共有20余所学校。其中著名的有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光华大学，以及大夏大学等。在中央政治大学财政系，亦设有会计组，并有中国唯一的计政学院设置，培养了不少高级会计人才。在独立学院中设置会计系科的也有21所。其中著名的有上海商学院、天津工商学院、广东省立法学院、华侨工商学院、立信会计专科学校等。以上院校会计系科的设置；大体是仿照欧美国家的作法，是以商学院作为培养会计专门人才的基地。
　　
　　(2)在法学院或法商学院中设置经济系，而在经济系中比较系统开设会计课程的院校。属于这类院校，其中著名的有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
　　
　　(3)在文学院或文法学院，或文理学院中设置经济系、商学系、商学经济系、工商管理系，而在这些系中比较系统地开设会计课程的院校，其中著名的有辅仁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
　　
　　(4)在理工科院校中设置管理学院，而在管理学院中分设财务管理系、工业管理系、实业管理系，并在这些系科中开设会计课程。属于这种类型的院校有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学院及北平铁道管理学院等。
　　
　　从整个会计教育网点分布及其当时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大小方面考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会计教育的一些特点。那时候，上海是中国会计教育最发达。最集中、也最有影响的地区，许多著名的会计专家、学者、教授云集在那里。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上海乃至华东是旧中国会计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心。而其次是北京、天津及中南地区。这种过度集中及畸形发展的状况，与当时城市经济发展的局限性有着密切关系。
　　
　　2.会计课程的设置
　　
　　1922年，在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草案》中，有“大学校采用选科制”的规定。到1924年，又在《国立大学条例》中规定，国立大学由各科系及大学院设立“教授会”规划课程。可见，当时包括会计学科在内的课程设置并不统一，且变化大。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其所公布的《大学规程》中，初步对各专业所学课程和学分制作出规定。1931年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公布了《学分制划一办法》，要求各大学一律实行学年兼学分制。当时，会计系与其他学科一样，学制一般为四年，规定在四年内必须修满132分。至此，大学各专业课程的开设总算初步有了一个眉目。
　　
　　那时候，在会计系科设置办法研究方面；围绕如何培养经济管理人才的问题，一些爱国教育学家曾提出“理论及事实兼重”的方针，此后这种思想便逐步体现在会计教学的实践过程中。如会计系的全部课程一般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大学必修课设置，目的在于奠定学员的一般理论基础；二是商科必修课设置，目的在于解决学员的专业理论基础问题；三是会计专业必修课设置，这部分是会计专业的核心课程，要求学员既掌握专业理论知识，又须熟练地把握其专业技能；四是选修课设置，其目的在于扩大学员知识面，加强专业训练。这四个部分既有重点，又有一般；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操作训练，基本上形成了会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
　　
　　在上述四个部分中，通常各院校都把重点放在主干课的设置方面。这些主干课大体是成本会计学、高级会计学、商业会计学、官厅会计学、审计学、银行会计学，以及会计学理论与研究等。在教学中，主干课穿插其间，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加以分配。
　　
　　3.大学会计教育的师资状况
　　
　　国民政府教育部对在高等院校任课的教师规定有一套管理制度与办法。1940年，教育部成立了学术审议委员会，专门负责审查教师的资格。据《中国高等教育史》一书记载，截止1948年10月，“共审查合格的教授为2702人，副教授1298人，讲师2118人，助教2846人，合计8964人。”其中文、法、商三学院中的经济系、会计系的师资占有较大比重。当时，对于大学教职工一度实行聘任制度，对受聘期间教师的教学时数也有具体规定。一般教授、副教授、讲师以每周授课9～12学时为限。凡不满9学时者，一般便照兼任待遇执行。
　　
　　在国 民政府统治时期，各大学担任经济学、会计学课程的教授、副教授以赴欧美、日本的归国留学生为多。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各大学或研究院培养出来的人才，在这支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中，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致力于中国的会计教育事业，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部门经济、会计、统计方面的专门人才，为发展中国的会计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有不少会计学教授，辛劳一生，勤奋耕耘、桃李满天下。
　　
　　总而言之，从简单的计数教育，进展到以培养财政、会计官员为目标的算学教育：由综合性的教育形式，发展到会计的专业教育，这个过程在中国经历了三千多年。尤其是在封建制时代，由于儒学正统教育思想的压抑和因贱商政策而产生的轻视会计思想的影响，造成中国会计教育事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到近代，中国会计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由于起步很晚，进步缓慢，已远远落后于欧美的一些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当然，在中华民国时期，由于爱国学者的努力，中国会计教育事业已有了一个初步的基础，当时所涌现出来的一批会计学者、专家、教授，以及在大专院校里培养出来的一批会计人才。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新中国教育队伍的基本力量，在新中国会计教育事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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