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对酒醋征税始于公元1230年（即元太宗二年）正月。当时的规定是酒醋同税，税率为“十取其一”。由于征收困难，特别是为了保证粮食的基本用途，所以实行官制官卖，设立了酒醋务坊场官，专管酒醋制造和买卖事宜。当时，这类酒醋务坊场在许多地方设立，其后不久，由于对酒醋的买卖管理困难，于是实行民制官收的专卖制度，即由官府批准的酒户和富豪之家造酒醋，由官府收购后统一销售，但收购时造酒醋者向官府缴纳酒醋税，税率是按当时官府的售价的“四中抽一”。

1284年（即元世祖二十一年）12月，中书右丞卢世荣以酒户酿酒不及时上缴税款为由，提议“官自酤卖”。于是，恢复官制官卖，并由京师开始推到各地，大幅度地增加酒税额度，由原来的每石一两增加到每石十两，税率是提高十倍，因而引起了普遍的反对。到了第二年4月，由于卢世荣被劾下狱，8月即改为实行征税制，规定百姓造酒不受限制，但每石造酒之米课税5两，称之为“官钞”。这一制度虽然比官制官卖的税负有所减轻，但经以往还是提高了5倍。

到了至元后期，征税制度出现了混乱，于是1292年又改行榷征的办法，并大兴造酒场所。1304年，大都酒提举司高有造酒槽房100处，但由于管理困难加上浪费严重，第二年合并为30所，并限定每所一天的造酒粮食不允许超过二十五石。虽然当时造酒量比以往有所减少，但由于售价较高，所以税款并没有减少。

由于元朝明期阿拉伯人和罗马人大量地来到中国，所以当时以葡萄为原料的葡萄酒也比较盛行，由于这种酒不消耗粮食局，所以课税比例很低，一般是三十取一。元朝时的酒醋税大都以银钞缴纳，但偶尔也征收实物，如粮食。公元1270年（至元七年）9月，因山东发生饥荒，朝廷命令益都、济南等地的酒税收取粮食，税率为十分之二，以利于就近救济。

　　酒醋税一直是元朝重要的财政来源，减免情况甚少，加上大多实行专管，收入比较稳定。常年的酒税收入为469159锭，醋税为22595锭。

元朝时期的牲畜税在当时称之为“羊马抽分”，是元朝建立以前就有的税种，也是蒙古摹上最古老的税种。有资料记载的元朝牲畜税始于元太宗元年（1229年）八月，当时由于战争的需要，规定凡蒙古人有马百匹者及有牛、羊百头者，各输其一。这种办法一直持续到元朝建立以后，前后近七十年没有大的变化。到了元贞二年（1296年）五月，元成宗下谕，规定民间百姓包括汉人与色目人在内，马牛仍旧百取其一，而羊不足面头也取其一，这样就将征税的范围扩大到期所有养牧者。大德三年又规定，羊“不足三十者不取，三十至百头者取其一”。

元朝征收牲畜税自始至终都是实物，只是前期为了打仗，而中后期则主要是供养皇室，每年全国征收的数量没有史料记载，但从皇庆元年（1312年）五月中书省的奏折中可以略见一斑，该奏折中说：去年（1311年）比前年抽分到的牲畜数量多一成余头羊、二百多匹马、一百多头牛。另外，城子里抽分到的牲畜如换算成元钞，将比原来的数额多出五午余锭。由此可知，当时的牲畜税的收入并不是小数。

元朝在征收牲畜税时，扰民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从量实物征收活物，流弊从生。对些大德七年（1303年）中书省户部的呈文中曾揭露说：“抽分羊马之人，每岁扰动州县，苦虐人民。”至于在抽分之中营私舞弊、少报虚报现象由数不胜数。但尽管如此，元朝一代对牲畜税的征收仍不失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最有成效的时代，也为后来西南、西北少数民族的税收管理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