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白居易，青年时期家境贫困，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疾苦比较了解，其不少诗篇都与税收有关。“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观刈麦》），就揭示了当时赋税的繁重。“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杜陵叟》），反映了苛税后农民的悲惨处境。
　　白居易著有《白香山集》，重视理财，说，“王者之贵，生于人焉。王者之富，生于地焉。故不知地之数，则生业无从而定，财政无从而计，军役无从而平也。不知人之数，财食力无从而计，军役无从而均也。不均不平，人虽多，徒有贵之名无富之实”。
　　他的税收思想主要有“三反”。首先是反对两税法的以钱定税，主张恢复租庸调制。“夫赋剑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其次，反对盐铁杂征。白居易从“利归于人，政之上也；利归于国，政之次也”的原则出发，反对盐铁杂征，主张“除关市之征，弃山海之饶，散盐铁之利”。再者就是，反对和籴制度。和籴制度是从南北朝到唐代推行的一种封建政府以商业方式采购其所需要的民间谷物的制度，但在推行中逐渐变成按户摊派，成为人民沉重的负担。因此，白居易认为，和籴并非“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而是“令府县散配户人，促立程限，严加征催。苟有稽迟，则被追捉，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其税收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他主张据实征税，反对摊派，减轻农民负担。
　　白居易反映其税收思想的诗篇不乏其数，对劳动人民的穷苦非常同情，常把自己的舒适与劳动人民的穷苦作对比。感到自己没有“功德”，又“不可农桑”，可是却拿“三百石”俸禄，到年终还“有余粮”，因而“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员和文人能有这样的思想，颇值得我们今天的人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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