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唐王朝的主要开创者，也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少有的一代明君，在位23年，实现了为后世称道的“贞观之治”。细读史藉，就可看出他的文治武功，比秦皇汉武更加辉煌。唐朝的治国方略，典章制度，多是在他执政时制定的。唐朝享国290年之久，与他所奠定的基础有着重要关系。他在治理赋税力役方面，至少有三事值得称道：
　　一、认为赋役的适度与否关系着王朝的存亡，必须慎重对待的观点。
　　他深知国家不能没有赋税与力役，但一定要做到征调适度；否则，后果不利。他说得很深刻：“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苛剥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填饱肚子，肚子饱了身子也就死去，君主富了国家也就灭亡。所以，君主的忧患不是来自于外面，而常常在于自身。凡是欲望多就花费大，花费大就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我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有了这样的赋税观，就会有对人民休养生息和国家安定有利的赋税政策。唐朝自开国时起到实行两税法之前，基本上是沿袭隋朝的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但具体规定和民众的实际负担，都比隋朝减轻了。所以，有利于民众的休养生息和国家的安定。
　　二、注重节流养源的治理方针。
　　他非常重视用节约国家支出来涵养赋役源泉，经常教育太子和朝臣们要爱惜民财、民力。当他看到太子李治吃饭时，就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才能吃上这些饭。”当他看到李治骑马时，就说：“你知道马也要劳逸结合，不耗尽马的力气，才能经常骑着它。”当他看到李治坐船时，就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百姓如同水，君主如同舟。”他还经常用隋炀帝因骄奢淫逸而亡国的事实告诫朝臣们，说：“刚平定隋朝都城的时候，看到隋宫中的美女和奇珍异宝，没有哪一个庭院不是满满的。可是，隋炀帝还不满足，征敛索取没完没了；加上东征西讨，好战无厌，百姓实在不能忍受了，以致灭亡。这些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所以，我从早到晚努力不息，只希望清静无为而治，使天下平安无事，终于得以不再大深徭役，年年五谷丰登，百姓安居乐业。治理国家就像栽树，只有树根坚固不动摇，枝叶才会茂盛。因君能够清静无为而治，百姓为什么不能过安居乐业的生活呢?”
　　他很注意从两个主要的方面抓节约支出：
　　一是严格限制营造宫室，反对骄逸奢侈。他说：“自古以来，帝王要兴建工程，必须重视顺应民心。从前大禹治水，开凿九山，浚通九江，耗费人力非常巨大，却没有人痛恨埋怨，就因为他是替百姓大众办事，民心希望这样做。秦始皇营造宫室，人们常常指责痛骂，就因为他是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是替大家办事。谋求满足私欲，民心必然混乱；若是放纵骄逸奢侈，国家危亡的日子就会立即到来。我要求自王公以下的人，住宅、车服、婚娶、丧葬等，凡是按照官位俸禄不该使用的，一律禁止。”从这时起的二十年间，风俗简朴，物资富饶，没有饥饿寒冷的祸害。贞观二年，公卿大臣上奏，说皇宫潮湿，按照《礼记》的规定，在夏季的最后一个月，他可以居在高台上建造的楼榭里，请他营造一座阁楼来住。被他拒绝了。当时，洛阳地处国土中央，四方朝贡，路途均等，为了便利百姓，贞观五年，令大匠窦□修洛阳宫，供巡幸之用。但窦□开凿池圹，构筑山林，雕饰华丽奢靡，他知道后，立即下令毁掉，并罢了窦□的官。
　　二是不轻启战端，必不得已时则以最小的代价获取反侵略战争的最大战果。他深知战鼓一响，人财两伤，避免应该避免的战争，是最大的节支。他说：“兵甲是国家的凶器，土地虽然广阔，好发动战争，百姓就困苦；国家虽然安宁，忘记了战备，百姓就会懈怠。百姓困苦不是保全国家的办法，百姓懈怠不是对付敌人的办法。所以，兵甲不能全部丢掉，也不能经常使用。”贞观四年，官员上奏说林邑国来的奏章中的言辞不恭顺，请派军队讨伐。他听了后，说：“兵者是凶器，不得已才动用。汉光武说每一次动用军队，头发胡须就变白一些。自古以来，凡用尽兵力，极端好战的人，没有不灭亡的。”在列举了符坚和隋炀帝的事例后，说道：“几句不恭顺的话，不值得放在心上。”但是，在外敌猖狂入侵，不得不战的时候，他也会坚决用兵进行反侵略战争，而且战必胜之。当时，中国北方最大的外患是突厥，经常入侵。对于这个大敌，他决心反击并予以消灭。为了减少己方的损失，又能确保战争的胜利，他在外交和军事上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先采取措施离间分化突厥的统治集团，削弱其兵力，然后出兵讨伐。公元629年，他下令分六路出兵，全军只有十万人，不到隋炀帝当年征高丽的兵力的十分之一。全军统帅李靖采用了韩信灭齐时使用过的计谋，趁唐朝派出使臣出访突厥，敌方丧失警惕的时机，出奇兵突袭成功，终于俘获了突厥的颉利可汗，尽降其众，灭掉了这个长期侵略中国的强敌，从而扩展了北边的疆土。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少数几个帝王不主张修长城，唐太宗是其中的一位。他认为那种劳民伤财的消极防御的办法不可取，主张采取积极防御的办法，即打到侵略者的老巢去，加以消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保障国土和人民的安全。汉武帝用兵，打了不少消耗战，国家元气大伤；唐太宗很少打消耗战，以小的代价获取大的战果，使唐朝的国力蒸蒸日上。当然，他晚年对高丽的战争是失当的，但能及时终止。
　　三、坚持依法征收的原则。
　　他看到隋炀帝在赋役法之外横征暴敛，以致国亡身死的悲剧，非常注意坚持依法征收，不准去外征敛。贞观二年，他对朝集使说：“根据土地生产情况确定贡赋，已记载在从前的典章制度里，要用本州生产的物品来献给朝廷。近来，听说各州的都督、剌史追求名声，本地物产，有的嫌其不好，越境到外地去寻求，互相仿效，成了风气，很是劳扰。应当改掉这种弊病，不得再这样做。”按照当时的规定，中男(男丁16岁以上至21岁为中男，不算成丁；21岁以上至60岁以下才算成丁)不服兵役，成丁才服兵役。有一次，负责征兵的官员和右仆射封德彝提出要把中男十分岁以上的全部征去当兵，他也同意了。但是，魏征不肯签署文件，并指出这是竭泽而渔，焚林而畋的做法，如果把未成丁的男子都征去当兵，就没有人为国家交纳租税和服劳役了，而且兵不在多而在于提高斗志，应当注意改善士兵的待遇，增强战斗力；接着又尖锐地批评他即位以来，有三几件大事不讲信用，今后怎取信于人呢?他听了以后，说道：“我没有认真思考，过错是很大的啊!处理事情这样失策，怎能使国家大治呢?”于是停止抽调中男入伍，并奖魏征一口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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